，又公平正直的乡绅，所以，乡村地区或者是旧绅仍在管事，或者是“浮浪之徒，乃起而代之，施施然自封乡绅之列，武断专横，视前为甚”（注：《乡绅与乡治之关系》，《民生日报》1912年8月16日。）。民国初年广州附近的乡村地区较清末更为动荡，这些新旧乡绅并没有足够的权威；他们的横行霸道，又使乡村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从而使秩序混乱的状况加剧。
政府清乡的主要的办法是出动军警清剿盗匪，随意击毙“拒捕”者，并厉行处决被捕者。朱执信负责广阳绥靖处时，“*不知凡几”。（注：①《粤省之军政界内幕》，《时报》（上海）1912年12月3日。）他的继任者周之贞也是“奔走指挥，*如草”（注：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印本，第6页。）。总绥靖处、各路绥靖处、海军司、警察局以及各县长、清多军队的指挥官，实际上都有处决犯人的权力。（注：例如，顺德县长吴非“到任月余，所杀不下百人，因此大得绅士欢心”（《顺德大开杀戒》，《民生日报》1912年8月12日）。东莞县长岑学侣上任8个月处死188人，其中“以*被杀者”61人（《岑学侣大骂伦耀华》，《民生日报》1913年1月24日）。）军政府明确规定，“*盗会斗”案件一律按军法执行，无需依照法律审理，被告也不准请律师辩护。（注：《司法司谕》，《广东公报》第8号（1912年8月9日）；《军法局不准律师辩护》，《民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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