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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捷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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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1: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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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6日。）处决往往不宣布罪状或只以“无恶不作”等语蔽之。（注：例如，1912年5月6日，广州警察厅告示：“*在西关无恶不作之匪犯袁税、汤培、劳珠、杜苏、胡福、梁河源”，见《广东临时省会议事录》，广州清风桥文茂印务局承印（未见年月），第68页。1913年7月陈炯明继任都督后通令：“嗣后执行死刑案件，务先宣布罪行。”（《执行死刑须宣布罪状》，《民生日报》1913年7月7日）可见，广东军政府治理期间很多死刑没有宣布罪状。）尽管都督也颁布过禁止滥杀、要依法判决等命令，但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也没有官员因滥杀受到严厉处分。全面清乡不到1年，据说“*且溢万矣”（注：《囚犯之福音》，《民生日报》1913年4月17日。）。议员批评军政府：“厉行军律以待平民，尝有小小犯法，遂罹*者不知凡几。草菅人命，民国岂宜有此？”（注：《二十八日省会议案再续》，《民生日报》1913年3月5日。）香港的报纸则批评说，广东清乡的军队“滥刑残杀，创古未见”（注：《论粤东剿匪事宜》，《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4月9日。）广东军政府基本采用清朝官员的做法，所不同的是革命党人在乡村的支持者更少，而敌人则可能更多。因此，清乡的成效也就不比清末好。有议员总结说：“自设绥靖处以来，地方盗风，仍未销减”。（注：《四月十一日省议会速记录》，《民生日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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