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就是如此）。当时广州的团体会社如雨后春笋，但似乎没有得到政府的鼓励。清末粤商自治会会长陈惠普组织了号称有10万人的“国民团体会”，该会被解散，陈惠普被迫出国。（注：《跟查国民团体会会款》，《民生日报》1912年5月29日。）尽管同盟会不少领导人在反清斗争时加入过会党，但民国初年海外的洪门致公堂要求在广东立案，则被胡汉民拒绝。（注：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印本，第23～25页。）无政府主义的心社也被查禁，理由是“此等社会党，最足扰乱秩序，灭绝人伦，自应严行查禁，以杜乱兆。”（注：《广东警察厅查禁心社》，《民生日报》1912年12月9日。）至于提倡“二次革命”（不是1913年的“二次革命”）、主要由被解散民军组成的“扶正同盟会”，更受到严厉镇压，报纸经常刊出处决“扶正同盟会”成员的消息。
因为广州的大绅多在政权更迭时出走，而且，即使他们仍在广州，革命党人也不会把他们作为依靠力量。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方面，广东军政府特别寄望于商人。广州商人在清朝时就通过行业、街区，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从策动广东“和平独立”的过程，可以看出清末广州商人的影响和实力超过了士绅。革命党人在广州建立新政权之初，广州商界曾在财政、安民等事项上予以帮助，而商人团体在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上也十分主动。广东独立后不久，广州总商会就提出一个由商人团体负责担保各地购买枪械、稽查分发以办团的方案，报请都督批准。（注：《总商会布告各乡领械办法》，（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1月12日。）广州商人还成立了粤商维持公安会，由粤南维持公安会出面组建了粤省商团（即广州商团）。粤省商团创办数月后，政府即对其成绩予以好评，认为“举办商团，足以补助兵力之不足”，下令在全省推广。（注：《推广商团》，《民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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