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说到,广东军政府的领导人从士绅阶层得不到支持。至于商人的*态度,还得结合清末民初广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再作些分析。清末一二十年很可能是广州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得特别快(尽管有些畸形)的时期之一,商人是得益最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积极参与策动广东和平独立,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确信“旧日专制政府势力已失”,“为保存永久治安起见,应即承认共和政府”(注:《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18页。)。但在革命党人治理下,广东更加动荡不安,外贸锐减,商业凋零。(注:1910年广东进出口总值为199429711海关两,1911年为174886638海关两,1912年为162486875海关两(陈衡:《广东对外贸易》,华南经济研究社1940年版,第27页)。发表在《民生日报》的两篇报道——《广州商业之近况》(1912年6月7日)、《羊城市面之悲观》(1912年7月11日)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广州各业凋零的情况。)商人从眼前利益出发,对革命党的政权自然不满。本来在革命时期经济一时未能恢复是正常现象,但革命党人在商界同样没有作过深入的工作,也缺乏同商界有密切联系人物,无法取得商界的理解与支持。广东虽有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人数不多,在革命后生活状况也没有改善,再加上革命党人与康、梁的积怨以及丘逢甲的早逝,曾经主张立宪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大批转而支持革命党。原来大力支持同盟会人的华侨,也因革命借款不能偿还、不准洪门立案、家乡社会治安混乱等原因疏离革命党。这样,在广东掌权的革命党人就十分孤立,没有哪个阶级或社会集团协助他们建立和巩固政府的权威。在广东,共和制度的合法性得到广泛的承认,但革命党政权却没有因而获得广泛的拥护。缺乏基础的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办法把政府的权威和势力贯彻到城乡社会,所以,当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面临决战时,他们发现,站在反袁阵线的只有他们自己。
以往,我们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失败时都会对革命党人的政策有所批评,例如批评他们没有满足农民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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