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的政权也没有哪个阶级或社会集团可以成为他们建立新秩序的支柱。在清末民初，广州一带是国内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些工人的绝大多数是在家乡的丝厂工作的缫丝女工，她们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不大。还有数以万计的手工业工人，但“反正以来，百业凋敝，农工商之失业者，繁实有徒”（注：《维持纸币以术得之》，《民生日报》1912年7月15日。）。仅佛山一地，“雇工糊口之人，赋闲无路者约有数万之众”。（注：《工人失业之多》，《民生日报》1912年6月13日。）在广州“无业游民流而为匪者甚众”（注：《警察厅布告》，《民生日报》1912年6月10日。）至于农民，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政府的各项措施都使农民深受其害。时人认为，“吾粤光复以来，贫民生计，日形凋落；痛苦也，穷乏也，饥饿也，皆相因而至”。（注：《补助贫民生计之研究》，《民生日报》1912年7月17日。）因此，工农不会喜欢这个政权，革命党人当时不懂得也无法做到向工农进行宣传以寻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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