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军政府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推行各项政策时不得不直接依靠军警。（注：有议员提出，“不得率准请派军队协同收捐”。（《五月十九省会速记录》，《民生日报》1913年5月23日）可见动用军队征收捐税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也是政府对基层失控的结果。）为维持军队与持续进行军事行动（清乡），又不得不大量发行不兑现的纸币、陆续恢复独立之初宣布豁免的各种苛捐杂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广东军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清末时接近，但军费支出则大大超过。清末广东的岁入“二千数百万两”，全部军费支出约800多万两。（注：广东省清理财政局编：《广东财政说明书》，广州，1910年印行，“总说”、第15章。）而民国元年度（1912年7月～1913年6月）广东岁入为38139000元，支出军费19749000元。（注：广东省财政厅编：《广东财政纪实》（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3编，第1007页。）考虑到1911～1912年广东经济因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严重衰退，这个数额对广东居民来说是相当沉重的负担。正如对人所说，“兵多而饷匮，不得不搜罗把剔，取尽锱铢，用若泥沙，以供军人之衣食”。（注：《勉哉粤军北行》，《民生日报》1913年3月4日。）但这支军队在建立和维护秩序的军事行动中备受挫折，又得不到城乡居民的支持，早就纪律废弛，士气低落。当日的革命党人不懂得向军人进行有效的*工作，而袁世凯则千方百计进行拉拢，因此，在“二次革命”前，广东军队对革命党政府的效忠已经动摇；7月，陈炯明要反袁，“在粤军官皆不谓然”。（注：朱宗震、扬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l983年版，上册，第446、461页；下册，第751页。）广东宣布独立后，当“兵仅六千，械欠精利”、“饷源不给”（注：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0、742页。）的龙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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