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城市居民广泛支持的革命党在广州城也未能建立稳定的秩序。广州商业最繁盛的西关，军警林立，却劫案迭出。（注：《整顿西关防务》，《民生日报》1912年11月7日。）数十名盗匪持枪劫掠闹市区的先施公司，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注：《粤垣先施公司大劫案》，《申报》1913年1月31日。）甚至盐务缉私统领黄镇南和广肇罗绥靖处督办周之贞的住宅也遭到盗匪的光顾，报纸质问：“此等有斧柯之人，不能自保，何以保人民耶？”（注：《东横街之宵小难防》，《民生日报》1912年11月11日。）有人慨叹，独立后的广东，“萑苻遍地，有翼难出生天；荆棘载途，插足几无净土”；“七十二行，行行亏折；三千万户，户户凄凉”。（注：《商民叫苦文》，《民生日报》1912年7月18日。“三千万户”当系作者为求对仗的笔误。）也许“行行亏折”云云是过甚之词，但正好反映了广州商界的普遍感受。1913年7月陈炯明接替胡汉民任粤督时也承认，革命党执政以来，“盗风未息，吏治米修，商业未兴，民生未奠，余如教育、实业暨一切应兴应革之政，亦未遑整饬进行”。（注：《布告商民各复旧业条陈疾苦文》，《广东公报》第294号（1913年7且16日）。）到1913年春夏间国民党与袁世凯政争时，广州总商会、粤商自治会等广州商人团体纷纷通电支持袁世凯。广州商人都反对“二次革命，正如粤省商团的商董事后所说那样：“当日除国民党人助逆外，全体商界均反对独立，无一人与闻逆谋”。（注：《商董不以少数居功》，《华国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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