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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捷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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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1: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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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4月17日。）从广州郊区的情况可见一般。1912～1913年间，广州东郊广九铁路的车陂、南岗等站均被劫，并炸毁车陂至石牌路轨两次。（注：《粤路近事记》，《申报》1913年3月26日。）1913年4月，“各匪以联义堂名目，召集党羽，大会高增圩（笔者按：今属广州白云区），各持曲尺驳壳，轰放示威；摆酒八十余席，商议勒收行水事”。记者在报道这则消息后慨叹：“查高增圩离省城不远，匪党竟取明目张胆如此！不知有地方之责者，果系置若罔闻否也。”（注：《高增圩群盗高会》，《民生日报》1913年4月26日。）盗匪的“打单”信，竟然送到有重兵守卫的石井兵工厂（位于广州城郊）。（注：《兵工厂亦有贼匪打单》，《民生日报》1913年7月3日。）广东军政府曾规定，*者可处死刑。（注：陈炯明曾出告示：对*麻雀者“必以军法治之，杀无赦”。（《*麻雀者杀无赦》（《民生日报》1912年6月1日））尽管人杀了不少，但珠三角的*风依旧，“私*私烟，四乡如故，公然开设，愍不畏法；兵来则散，兵去又聚”；广州城外的黄沙火车站往北，一路都是“烟*林立”。（注：《烟精大作反》，《民生日报》1912年8月21日；《烟*林立》，《民生日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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