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中国社会变革的研究也引起了更多重视，上海、广东等地，都曾以此为主题举办过学术讨论会（注：上海方面，由上海中山学社主办的“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8月28-30日在上海举行。广东方面，由孙中山基金会和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11月19-23日在中山市翠亨村举行。）。从已发表的会议综述看，学者较多注意于孙中山关于社会变革的理念、思想、计划、方案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影响，而对社会变革本身的考察甚少（注：参见戴鞍钢：《“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王杰、张俊尤：《“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可以说，无论是辛亥革命史或是孙中山研究，真正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方面作研究的论著并不多。
有鉴于此，我尝试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讨论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意义，并由此估量这场伟大革命的历史地位。
（一）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是一个延续和发展的长时间运作过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位势参差不齐，全国的变迁过程显然不同。其中，东南地区在辛亥革命后的变化，最得风气之先。
所谓东南地区，习惯上指包括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在内的长江下游及钱江、闽江流域，相当晚清的两江总督、闽浙总督辖区。这个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形成为资源互补、文化相互渗透的区域联动网络。以江苏省上海县为例，早在上海开埠前，东南各省的商人就在上海从事棉花、土布、生丝、茶叶、食糖、干货等贸易，并在上海建立起同乡、同业性的会馆公所。从1843年上海开埠后到辛亥革命前，上海的同乡会馆约21个，其中属于东南五省的共13个；同业公所约35个，东南地区共9个（注：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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