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并借此拓展向中央分权的趋向（注：地方督抚与谘议局的关系，至今尚末深入研究。一般论者只着重探讨了两者矛盾的一面，其实另有督抚假托民意、利用谘议局加重赋税征敛，与谘议局头面人物频繁联络，为自己树立开明形象，并向中央分权的一面。如苏抚程德全与张謇、浙抚增韫与汤寿潜私交甚笃，即为例证。），前一方面，说明朝廷已守不住权力结构的传统范式，不得不作出让步，开放部份权力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后一方面，显示了经由城市近代化和市场经济而形成的“人才资源”正在乘时流动，那些地方精英组成的“*资源”，突破了科举入仕进入权力体系的固有流动方式（注：关于“社会流动的方式”，是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它主要研究社会个体和群体怎样沿社会阶梯向上或向下运动。有关这方面的论析，可参见［英］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81页。）。这两方面，都为近代*的“权力普遍化”准备了条件。
但是，无论东南地区的督抚专擅，或是地方自治都较其他地区来得严重和活跃，仍然未能突破封建国家制度和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本性质。以皇权为核心的*结构向以民权为核心的立宪政体结构转型远未到来。东南地区的地方自治势力和立宪派，有鉴于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国会请愿”活动，企图用“民意”和“民意代表”的双重压力，迫使清政府加速立宪，以实现他们期盼的“君民共治”的目标。就此而言，确实不可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评价过高。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根本上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其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起义各省权力结构的成功转换。以东南地区而论，革命派、立宪派和从旧政权中分离出来的地方实力派，立即组成新的权力机构。其中，作为“社会精英集团”的“预备立宪公会”骨干和各省谘议局头面人物，大多成了各地军政府的民政长官，迅速承担起稳定社会秩序的行政运作职能；军政府都督，则“全权掌理军务、便宜行事”，综揽一切大权（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8页。）。这种新的地方权力机构，不仅和清王朝时代地方政府督、抚、两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制度中，两司不是督抚属官而是直属中央，用以牵制督抚权力的体制完全不同，而且保证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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