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粤匪构乱以来，各省督抚因时因地每有便宜陈奏，朝廷往往曲为允从，部臣亦破例议行，原以时局多艰，不得不稍通权变。今海宇×安亦有年矣，乃各省疆吏积渐成故，各存意见，或专擅利柄，或徇庇私人，浸浸乎视定章若弁髦；而部臣亦玩ｋàｉ＠①因循，巧于避嫌，工于卸过。近年以来，疆臣建议，每每立见施行。间有廷臣条奏饬部核定之件，部臣每以情形难于遥度，仍请交督抚酌议，而督抚则积习相沿，动以窒碍难行，空言搪塞，虽有良法美意，格而不行，内外相蒙，亦何怪国计之日绌也。”（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铅字排印本，第1册，第1048页。）

    奏折说的是“各省督抚”专擅情况，但揆之以军功起家而代所赓续的东南五省，其包揽用人、行政、财税，日见坐大、藐视定章之状，当较各省有过之无不及（注：关于督抚专擅的由来及其“上分中央的权力，下专一方的大政”，罗尔纲先生所著《湘军兵志》第十三章专设“督抚专政的形成”一节，可以参看。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7-228页。此外，杨国强著《百年嬗蜕》一书中《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篇，对此有精到论析。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121页。）。更有甚者，竟发展到与朝廷意旨相诘抗而独行其是，1900年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策动的“东南互保”即是明显例证。这一长期来被史家认定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产物”，如从晚清中央和地方军功集团权力消长的角度看，不就是到世纪之交时，东南督抚专擅已经松动了传统的权力结构体制了吗？

    迨至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一方面是东南各省要求参政议政的“地方自治”如火如荼，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如江苏的张謇、雷奋、杨廷栋、孟昭常，浙江的陈黻宸、诸辅成、余镜清，江西的刘景烈、汪龙光、闵沪生，安徽的潘祖光、高炳麟、陶ｒóｎｇ＠②，福建的刘崇佑、林长民等，纷纷进入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注：名单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1969年版，第63页。）；另一方面是东南地方督抚利用《谘议局章程》赋予的监督、复议等权力，既对谘议局的运作加以限制，又与那些不被传统权力体制所容纳的地方*精英交相结纳，力图控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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