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社会史的研究几乎与西方是同步的。早在20世纪初年，章太炎等人就开始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中国人种的由来、氏族的结构、民族的形成和民俗特点等问题作了研究”（注：参见胡逢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 1985年第5期。）。随后，中国的一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各自对社会史的认识，对中国历代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不少冠以“社会史”书名的学术成果。如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出版）、易君左的《中国社会史》（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出版）、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出版）、姜蕴刚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等。但纵观中国学术界早期对社会史的研究，虽然其学术成果直接冠以“社会史”之名，但从其论述的内容来看，他们并未认识到应把社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来研究，因而也未能从理论上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加以必要的讨论。

    中国学术界从学科的角度，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是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兴而开展的。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乔志强、冯尔康等人。1986年8月， 乔志强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和方法》一文；1987年初，冯尔康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乔、冯两文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发表了各自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看法。在此影响下，学术界就社会史学科的建设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索。据有人统计，近10年来，中国学术界就学科建设而发表的文章至少有60篇，此外尚有20余篇会议综述也多少涉及了这一问题。（注：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在学人们的探讨中， 有关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大体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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