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人们对于现今已出版的几部社会史著作的编写体系的批评中,更能看到这一点。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张静如等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以及由我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是现今所见到的几部具有完整学科体系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就是这几部社会史,自出版以来,在学科体系方面,都受到了学术界程度不同的批评。如乔志强的著作就被人批评为只是“从历史上的社会(横断面)而不是从社会的历史(纵剖面)来确立整体的理论体系”,在其理论建构中“弥漫着浓重的社会学的理论特色”(注: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拙著《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出版后,虽被一些同仁誉为“这一理论框架是成功的,是比较成熟的”;“这个理论框架的制订,对于明确社会史研究对象和社会史学科的性质,是一个关键”(注:《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社会通史〉研讨会纪要》,《光明日报》1997年4月11日。)。但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理论体系“强化了社会学”,而“弱化了历史学”。
那么,究竟能否建立起为大多数人所认可,较科学的社会史体系呢?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能否给社会史以一恰当的定位,能否在社会史的研究中给社会学、历史学以一恰当的位置。从现今社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短时间内要使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上趋于一致仍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不要为这种困难所止步。大家尽可根据自己对社会史学科的认识去构建社会史的体系,也尽可根据自己的认识去批评现已构筑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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