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江宁县为恳恩给批获究正犯事。据民王竹禀称：□□□□□□县前往开典输饷应卯，蹇雇工恶谢尚念在店掌管。讵恶不法，□□□□□盗卷衣饰货物计银叁百余两逊走，不知去向。随鸣邻甲刘文举等证，缉捕无踪。切思小民血本，工恶盗逊，律难轻纵。伏乞天恩作主，彰法准赏，广获批文，以便捉获投充追赃正罪等情。据此，拟合给批缉拿。为此，批付原禀王竹即便执此，前往徽州等处缉拿，得获随禀。所在衙门添差解赴本县，以凭审究正罪，去役亦不得藉此生事。未便，须至批者。
右批给付王竹。准此。
崇祯陆年柒月廿六日给
县 定限次月。（注：《崇祯六年江宁县批捕示》，原件藏安徽省图书馆。）
徽州典商王竹手持江宁县衙批给的缉拿逃犯的批文，前往徽州等地缉捕逃犯，并得到沿途各地官府的协助。这是徽商法制观念强化、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典型案例。尽管由于受资料的限制，我们尚无法得知罪犯谢尚念最终是否被缉拿归案，但典商王竹依法保护自身利益的行为，的确是很值得肯定的。
王竹的所作所为还只局限于依法保护个人的权益。实际上，作为一支“重宗义，讲世好”（注：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的地域性商帮，徽商不仅在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能够自觉运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而且在同伙或乡族的群体利益受损时，也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清代芜湖榷关邓主事于正税之外，巧立名目盘剥该地坐商行贾。对邓主事之苛政，众客商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客居芜湖、向以仗义行侠称著的徽商吴宗圣则不然，他为了讨回个说法，不顾艰辛，毅然只身前往京城北京，控告邓主事的非法行为。在历经一番波折后，最高统治者终于“下旨，差官按实拿问”（注：道光《徽州府志》卷一三《人物·义行》。），将胡作非为的邓主事革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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