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清代婺原茶商朱文炽因贩运茶叶至珠江逾期，新茶已成陈茶。照理他可以私下以新茶名义售出，但为了遵守商业规范，显示良好的商业信誉，他在交易文契中，“必书‘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虽然当他“牙侩力劝更换”，他也不为所动，“坚执不移”。为此，朱文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屯滞二十余载，亏损数万金，卒无怨悔”（注：光绪《婺源县志》卷三三《人物·义行》。）。以吴鹏翔、朱文炽等为代表的明清时期的徽商在商业贸易活动中，注重声誉、讲求商品质量、守法经营，绝不以次充好和拒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广泛的赞誉，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明清时期的徽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独执商界之牛耳的富甲一方的地域性商帮，这与他们守法经营、注重商品质量、拒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是有一定关系的。
明清时期徽商守法经营、注重信誉还表现在他们拾金不昧、不贪不义之财等方面。《大明律》对“得失之物”有着这样的条款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注：《明代律例汇编》卷九《户律六·钱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76页。）。对这一规定，徽商恪守不怠。明代歙县商人宋应祥、宋承恩父子经商于池阳，“有行商二人，各缠重赀托宿，明日早起去。承恩洒扫，见有遗金，启视，见有苏州米行主人姓号，计二百五十金。”面对所拾重金，宋应祥父子丝毫不为所动，他们“守待再宿”，直到次日，方见“前二人哭踊而来，遍觅不得，急欲投江死。应祥力挽之，询其姓名，为许邦伟偕弟邦佐，所言一一符合。”在得到证实后，宋应祥父子“即集街众验明而尽还之。二人愿分金以谢，应祥坚辞不受”。（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其实，按《大明律》之规定，宋应祥父子是有权依法获得所拾金钱一半充赏的，但他们却“坚辞不受”，显示出了一个守法诚实商人的高风亮节。为表彰宋应祥拾金不昧的美德，池阳令亲为其堂书“奕世德音”之额，“并榜其门曰‘世德作求门第，还金拒报人家”（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相对于宋应祥父子而言，歙县另一位商人汪应鹤之义行更为可贵。据载，汪应鹤在往芜湖经商的路上，“于泾邑路侧，拾得遗金数百两”，为尽快归还失主，他不顾自己生意之繁忙，“坐待失者还之，其人欲分金以谢，应鹤不受”（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还有一位歙商汪圣林，在将所拾金钱苦等一日如数归还哭寻而至的失主后，连姓名都不愿留下，“遗金者泣请姓名，弗告”（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其行为尤为令人尊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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