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明清徽商还特别重视商业合同的作用。我们知道，明清以来受人多地少生存环境所迫大量外出经商的徽州人，大多是小本起家，贷资或合伙（资）经营现象十分普遍，所谓“虽挟资行贾，实非己资，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注：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赈·金声与徐按院书》。）是也。因此，为避免债务和债权等经济纠纷，招致官司之讼，徽商特别重视合同文书的使用。就合伙或合资经营而言，事先立有合约，根据入股或投资多少及双方或多方各自意愿，在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向的基础上签订合约或合同，明确入股或投资人的权利与义务，确定风险共同承担的原则，这无疑是徽商法制观念和依法经营的集中体现。《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录有徽商合伙出资经营的《同本合约》样式一纸。为说明问题，特将此合约内容照录于下：

    立合约人    ，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以两同商议，合本求利，凭中见    ，各出本银若干，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得利钱，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竭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得支动店银，混乱帐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苦乐均受，不得匿私肥己。如犯此议者，神人共殛。今欲有凭，立此合约一样两纸，存后照用。（注：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27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这是一份徽商双方出资合伙经营的契约合同样本。在合同中，不仅要求写明双方出资的数额即“各出本银若干”，而且要求写明所出资金的用途、合伙双方共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这种以文字合同方式规定合资双方或多方权利和义务的文本，一直为明清时期的徽商所沿用，至清末皆未发生大的变化。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歙县粮商程振之等五人合伙出资开设粮行的一张合同，就很具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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