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得遗失物”徽商能不计报酬如数归还失主外，对其他“不当得利”，徽商亦皆依法拒之。明代祁门蓝靛商人程神保在福建进行蓝靛的交易中，“闽人市蓝靛者，误多五十石”，这种意外之财，对一般商人而言，可谓是求之不得的。但程神保则以为这是“不当得利”，必须予以归还。在证实蓝靛确实多了50石的情况后，他不顾“左右视为奇货”的议论，“手指天自矢：‘是公籍记不爽锱铢，安可欺也。’呼其人还之”（注：（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七三《程神保传》。）。类似程神保之类坚持守法经营，拒受不当得利的事例，在明清时期的徽商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明清时期的徽商不仅能依法行事、守法经营、恪守童叟无欺的商业准则，而且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道理。

    由于受传统农本商末观念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官府牙侩敲榨勒索、地痞无赖欺行霸市、合伙人毁约撤资等等行为，都给商人的利益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在利益受到侵害之后，一般商人大都采取消极从命的方式逆来顺受。徽商则不然，他们在利益受损时，更多的则是拿起法律武器，进行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斗争。

    明代崇祯六年（1633年），经营典当业于江宁的徽商王竹，在所雇帮工谢尚念监守自盗，将典当铺货物衣食计银三百余两席卷而逃的情况下，不是凭借个人力量或雇人以武力解决，而是借助法律武器，依法向江宁县衙禀告，由江宁县衙出具拘捕罪犯的通缉令，责成沿途官府协拿逃犯。该通辑令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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