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风俗志》第三册，下篇卷三、卷四、卷三。)这种与大一统封建专制相适应的婚姻制度的突出弊端，便是将个性消溶于被过份强调的群体共性中，从而泯灭了个性。民初，则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社会情况。问题的产生是随着近代社会的迅猛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人。世代的隔膜使上下两代人价值观念很难适合于各自生活的社会环境。同时，风靡一时的自由平等学说也给古老的个体与家族利益绝对一致的传统思维方式注入了近代个性解放的因素。在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一批青年走出家庭的冲击和民主风气的影响下，一部分较开明的家长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近代文明的洗礼，开始尊重儿女的选择。婚姻中出现的这种新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上普遍到什么程度，限于具体材料的匮乏，我们暂时还难以遽下论断，但据各地部分史志资料的记载，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考虑个人的意愿在各地是基本一致的。
新式婚礼的出现，是婚姻变动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以前，婚姻的缔结共有六种仪节，其依次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简称“六礼”，除此以外，因各地风俗习惯不同，还有名目繁多的礼仪，如拜天地、行合□礼、坐帐、拜祖先、装点烟、闹洞房、认大人等，其中有关于子孙后代的，有关于天地鬼神菩萨的，目的在于运用社会的各种力量维持夫妇双方的婚姻关系，使其不得轻易离弃，以稳固封建秩序。因为它存在着愚昧、落后、迷信的一面，也没有个性自由的因素，所以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尤其是热心西方文明的青年学生的反对。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带头树立新风，操办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式婚礼，时称为“文明结婚。”以1907年为例，仅《上海女子世界》就刊登了三则新式婚礼的消息：
①“丙午闰四月初五日，王君雅先（前上海爱国学社生）与吴君震（上海务本女生）在锡金学务处，举行婚礼。屏除一切旧俗，参用文明规则，……新郎新娘，皆服西装，首行结婚礼，次见家族，次受贺。竞志女学生及单塾女士合唱自由结婚歌，歌毕而散。”
②“五月二十日留日学生范绍洛、林惠举行婚礼，“礼式略同”，“而范君林君，的系自由结婚，在东京订定，尤为特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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