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时尚往往藏有虚假因素，与人们的观念水平存有差异，因而尽管标新立异，也不免时时处处露出马脚，闹出令人捧腹的趣事来。“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在前面视之，固俨然一新人物也。讵知背后豚尾（发辫—引者按）犹存，红丝辫线，坠落及地。”至于新郎的四个陪宾，更复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此四人中，“有西服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中华全国风俗志》第三册，下篇卷三、卷四、卷三。)这种非驴非马的风尚，恰巧说明了处于亦新亦旧时代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纷乱复杂、不断兴替的社会标准前，纷纷做出最适合自己选择的情形。换言之，它反映了变动社会的多种现象。
与资产阶级一掷千金的豪侈截然相反，广大农民阶级在婚事上则变得更加艰难，突出表现就是民初早婚的盛行。据民初司法部门对赣南地区的调查称，当地“收童养媳者几乎十而五六，童养媳之外，又有所谓花等女，亦曰望郎媳，亦居十之三四，正式婚配除巨宦外，不过十之一二也”(《民商事习惯调查录·赣南各县习惯》，山西大学图书馆藏。)。山西早婚更普遍，女子往往至十一、二岁时便要出嫁成“娃娃亲。”这就是民初社会婚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谓“革命成功”的辛辣讽刺！
封建婚姻的普遍危机与新式婚姻的渐次实行，还影响了人们的贞操观念，冲击了封建的旌表制度。辛亥革命以后，各地出现的贞节烈妇虽然不少，但“好褒扬之虚名。而自戮其生命者，迥不及清代之众多。”(赵风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李宗一先生在《袁世凯传》中曾写道：辛亥革命高潮时，“封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所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贞节牌坊被砸毁，人们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北方以山西徐沟县为例，光绪以前，待旌与已旌之女子共一百九十余人，但“光绪以后，至清末于卷中调查所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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