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上述的事实，在民初的各种报刊和县志中有一定数量的记载，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新式婚礼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模仿西方的痕迹，甚至是直接将西方的一些婚姻礼仪移植过来，如服西装、宣读证书、交换饰物、行鞠躬礼、奏乐等。这表明，近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时，不仅注重了它的*、文化，也留心观察了它的社会风貌、风俗人情。它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崇洋倾向，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多少具有移风易俗和开拓人们视野的社会作用，无疑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婚姻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也值得注意。伴随着清末民初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中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社会上出现了癖好华丽、追求享受的时尚。流风所及，婚礼日趋豪华。以前婚姻还是“不计财礼，不侈□奁”，甲午之后，“故事奢靡，无乃已甚(《川沙县志》风俗漫谈。)，”“富者移厚其奁，贫者亦以薄装为耻。”追逐金钱的婚姻与传统色彩的婚尚掺合在一起，淋漓尽致地显示出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当时乡村中的歌谣反映了这种情况，”一百钞（山西省钞），一百现（大洋），四身衣料贡丝缎，二百个喜饼二百斤面。”

　　婚尚日趋奢靡*佚，资产阶级争奇斗艳、夸耀财富的习气，又表现在结婚用具的变化上。衣饰器用虽属生活枝节，但却最能鲜明表现时人的观念意趣，反映一代社会风貌。清末民初与以前任何历史时期相比，数衣食住行变化最快，这就为那些“喜学时髦者”在婚事上尽情表现自己提供了方便。宜兴“民国以来，新郎……著大礼服，戴大礼帽，以示特别开通者。”(《中华全国风俗志》第三册，下篇卷三、卷四、卷三。)“北京婚嫁穷极奢华，越讲究越阔，又兴出平金加绣钻石的轿围，一切旗罗伞扇，都遍镶玻璃镜儿，直顶到抬轿的人都要普立见新。”(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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