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查究，以弭隐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出面组织抵制美货运动。不准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两广总督岑春煊甚至借故逮捕拒约会成员，使广东的抵货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但在斗争过程中，上海商会领导人曾铸仍强烈要求：“此次约本必须寄与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张存武编：《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243页。）既反映了商人要求在对外交涉中拥有发言权，也表现出对清政府专制统治的不满。抵货运动受到破坏之后，体现商人意愿的《东方杂志》载文指出：“今日社会之性质，信官不如信商”，并提出依靠商人力量“实行永久之抵制”（《抵制美约余论》，《东方杂志》第3年，第3期。）。很显然，经过抵制美货运动之后，商对官所寄予的希望又开始发生动摇。
与此同时，虽然清王朝打出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旗帜，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但各地的贪官污吏仍比比皆是，依旧巧立名目对工商业者敲诈勒索，所谓奖励保护工商的政策在许多地区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此外，各种苛捐杂税也是有增无减，多如牛毛，商人不堪负担，纷纷抱怨：“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26页。）有的地方衙门为解决财政窘困，还强行将一些获利丰厚的商办企业收归官办，由此激起商人更强烈的不满。例如1905年广东曲江商办煤矿，“为官场查知该矿之畅旺，勒令交出，改归官办”。（《东方杂志》第2年，第9期，实业第167页。）在此之后，江苏、直隶、广西等地都有这种官府盘剥、掠夺商人的事件发生。（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553－554页。）湖南的官绅甚至公然声称：“湘省财政万分支绌……惟有拓充矿产，得以藉资挹注而补亏折，是亦救穷之一法。……能一律提归官办，于湘省财政前途，大有俾补。”（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559页。）这些事实说明，一些地方统治者的着眼点仍然仅仅在于缓解财政危机，依旧置商人的切身利益于不顾。因此，所谓新型官商关系也就谈不上持久地维持。
再则，清朝统治者在20世纪初提出了受到商人欢迎的“挽回利权”口号，但由于其统治地位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外国列强的扶持，因此它不可能真正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难以切实维护华商的利益。“新政”实施期间，中国的利权仍然继续大量外溢。当华商与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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