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清统治者对商会沟通官商联系这一重要作用的认识，则是始于20世纪初其着手发展民族工商业之际。在此之前，清政府虽设有商务局管理工商事务，但规定只任用候补官吏，一般商董无进局议事资格，因而不能起到联络工商的作用。非但广大工商业者啧有烦言，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人指出其“未免与商视如秦越，商情甘苦，终难上达”，“局所虽多，徒滋纷扰”（《愚斋存稿》第7卷，第35页。）。甚至有的商务局也承认：“中国商务素少讲求，往往各自为谋，不相顾恤。官有隔绝之势，商无呼吁之门，声气不通，斯振兴无术。”1902年，盛宣怀奉命会同商约大臣吕海寰在上海与英、美各国修订商约，目睹各国政府谈判代表与在沪洋商会“日夕聚议，讨论研求”，而华商向无会议公所，涣散不群，“其势恒不能敌”。于是，奏请朝廷准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阐明商会“凡以通隔阂，剂虚盈，联上下之情，竭维持之力，用能以商战角胜，雄视五洲。”中国工商之所以不振，“揣厥由来，实亦官府未得保护提倡之法，上下各不相谋所致。远规西法，近采舆论，商会之设，诚非缓图。”（《愚斋存稿》第7卷，第35页。）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作为管理农工商实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次年元月，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说明“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现在体察情形，力除隔阂，必先使各商有整齐划一之规，而后臣部可以尽保护维持之力，则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东方杂志》第1年，第1期。）清廷对劝办商会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很快谕允颁行《商会简明章程》。接着，商部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谕帖，特别强调“商会一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为益商务，良非浅鲜”。期望由此使“上下一心，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辟利源。”（《商部劝办商会谕帖》，《东方杂志》第1年，第2期。）自此以后，创办商会即由下层民间人士的迭蹶呼吁，一变而为官商共同倡行。《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系城埠，均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则设商务分会。前此所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天津商务公所，一体改名为商务总会。同时，商部还以北京为“首善之区”，宜“先行劝办商会，以为各省之倡”，主动派员向当地声望素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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