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上述特点，商会成立之后即成为官商发生联系的主要中介和纽带。商人及公所、会馆（商业性质）凡有与官府交涉事项，一般都经由商会出面代为陈转。官府颁发有关工商实业的政策法令和贯彻具体事务，大都也经由商会转饬各业商人执行。例如1905年商部为劝谕华商参加国外商品博览会，拟定《出洋赛会章程》，即将该章程札发各地商会，要求商会广为劝导，以资提倡。劝办实业学堂的过程中，商部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地商会“实力经营，广为提倡，俾学堂林立，人才日出，庶几工业商业日有起色”（苏州商会档案，43／11。原件藏苏州市档案馆，前一号码系案卷号，后为页码。）。至于改良工艺、推广销场等直接与工商发展紧密相关的事项，商部更经常通过商会督促工商业者施行。例如中国所产蔗糖受英、美和日本糖厂倾挤，在国内外的销路日趋缩减，商部遂札文各产糖区的商会，请“转知各糖商，详细劝导，体察地方情形，设法改良……以图进步，而辟利源”（《商部札天津商务总会劝导糖商种蔗制糖设法改良文》，《北洋公牍类纂》第21卷，商务二。）。为提高茶叶质量，维护国际市场，商部也曾多次札饬各地商务总会“传知茶叶各董，认真整顿”，“以冀销场畅旺，挽回华茶利权”（《农工商部札天津商务总会传知茶商认真整顿文》，《北洋公牍类纂》第21卷，商务二。）。上海商务总会采取积极措施，劝导茶叶各商筹集资本，设立专营茶叶出口贸易的裕生华茶公司。商部接受上海商会的要求，札饬驻各国商务随员，候该公司货到时代为照料（《商务官报》“要批一览表”，190□年第6期。）。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由于商会成立后工商业者的力量凝聚增强，其气度和能量大为改观，因此在与地方官府衙门周旋时不再仅仅是忍气吞声地唯唯诺诺。正如张謇所说：“自各处设立商会，商人……即渐有不受留难需索于局卡之思想。一遇前害，辄鸣不平，不复如以前噤声忍受。”（《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3卷，第30页。）1908年，由工、商二部合并而成的农工商部明确札文指出：商会不受一般地方衙门的统辖控制，地方官对商会无“直接管理之权”，只有“提倡保护之责”。并规定总会致督抚之下各级衙署的公文用“移”和“照会”格式（苏州商会档案，30／20。原件藏苏州市档案馆，前一号码系案卷号，后为页码。）。按清朝定例，只有平级衙门之间行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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