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李鸿章上奏说明：“中国开埠通商已达六十载，而利权外溢，几如江河日下，不可挽回。推原其故，由于官薄待商，商不信官，遇事隔膜，甚且从而摧抑朘削之。商情之屈，商业之衰，至今日为已极。倘非亟图补救，将来高利商权尽归异国，遇有缓急，饷项更无可筹。”（《钦差商务大臣李谢恩折》，《江南商务报》第3期。）次年，又有一些督抚大吏向清廷条陈变法见解，强调中国商业之所以日趋疲敝，在于“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75页。），进而提出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凡商家“有限于财力权力者，则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陵轹者，则为之纠察而保护之”。（《袁世凯奏议》上册，第343页。）此后不久，朝廷也公开承认：“中国商民平日与官场隔阂，情意未能遽孚，而不肖官吏或且牵制抑勒……以致商情不通，诸多阻滞”。（《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91页。）同时还表示：“现在振兴商务，全在官商联络一气，以信相孚，内外合力维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第9页。）很显然，清朝统治集团上自朝廷决策者，下至地方督抚要员，都已意识到必须尽速联络商情，力除官商隔膜之弊。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商会以通官商之邮，势所必然地成为官商双方所认同的当务之急。

　　商人寄希望于商会，并不始于20世纪初。1896年，张謇即提出应设商会，由各省督抚予以保护。（《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178页。）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作为新兴工商业者的代言人，也曾奏请光绪帝谕令创设商会，以使“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46页。）但由于百日维新很快失败，商会终未能应运而出。进入20世纪之后，成立商会的呼声愈益强烈。有的指出：“欲兴商务，必以各设商会，始行之有效，各商会再联一大商会，庶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内可与政府通商人之情况，外可与各国持商务之交涉，非设商会不为功也。”（《书税务司理财要略后》，《江南商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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