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政府由抑商困商转为劝办商会、联络工商，商人中起初不乏怀疑观望者，但大多数表示：“朝廷轸念时局，洞烛外情，特设商务专部。……大部又奏请特派参议大员驰赴行省，劝设商会，以期内外上下联成一气，实行保护商人、振兴实业政策，务俾商业进步，日有起功，以与各国争衡，驰逐于商战之中，庶国计因之而益巩固，此诚富强之至计焉。”（苏州商会档案，391／15。原件藏苏州市档案馆，前一号码系案卷号，后为页码。）故而其后数年，全国各地的商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到1911年，已有50余处创立了商务总会，880余地设立了商务分会，此外还有为数更多的商务分所。

　　由此可见，清末商会作为工商业者的社团组织，它的诞生，究其根源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官商双方为了消除隔膜、推动实业发展的产物。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商会是肩负着保护工商业者利益和通官商之邮的双重历史使命而问世的。

　　（二）

　　诸多事实表明，商会在改变传统官商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商会诞生后，工商各业资产者有了本阶级统一的领导机构，旋即改变了过去商与官周旋时以个人或行帮落后形象出现的状况。与畛域分明、互相排斥的传统行会判然有别，商会对会员和会友无籍贯和行业限制，是联结工商各业的中枢组织。因此它成立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改变了工商资产者互不联系的孤立隔绝态势，将各业分散的资产者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从全国范围看，各省的商务总会虽互不统属，尚未建立全国性的商会联合会，但在比较重要的社会活动中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以其“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势，使全国的工商业者通过商会这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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