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用这类字眼，故商会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能够与某些地方衙门相抗衡。例如清末许多商会设立理案议董和裁判所，受理商事诉讼。有的地方官认为此系“侵犯行政之权”，企图限制商会只能“协议和息”商界争端，“不得受理诉讼”（《华商联合报》第15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结果立即遭到商会的反驳。1909年江苏农工商务局要求苏州商务总会按月抄送商事诉讼案，受到商会抵制和驳斥后，也只得回文解释：此举“非有增长本局权力之见存于其中，当为贵会见谅”（苏州商会档案，67／23。原件藏苏州市档案馆，前一号码系案卷号，后为页码。）。连农工商部对商会独立行使商事裁判权最终也表示认可和赞赏，承认其“功效所在，进步日臻”（苏州商会档案，69／2。原件藏苏州市档案馆，前一号码系案卷号，后为页码。）。
商会的成立不仅增强了商抗衡官的能量，同时也使商与官的联系，尤其是与中央政府商部、农工商部的联系日趋密切。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指明：“凡商务盛衰之故、进出口多寡之理，以及有无新出种植制造各品”，总会均按年列表汇报商部，“其关系商业重要事宜，即随时禀陈，至尤为紧要者，并即电禀”（《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期。）。通过这种措施，商部、农工商部既可保持与各省商人的密切联系，又能比较深入地了解各地商情，及时制定应变策略。为了更进一步密切与商的联络，商部还设立商会处，拟定了《接见商会董事章程》，强调“商会处专为商会而设……冀通生气之路”，以使“商与官息息相通，力除隔膜之弊”。并规定衙役“不准稍有需索留难等事，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送交司务厅严办。”（《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1期。）商人直接与中央政府部门建立如此密切的联系，这在过去是不曾有过的。
建立这种直接联系之后，商人如遇冤抑各事，而地方官府保护不力时，即可通过商会禀请商部、农工商部解决。例如1906年底，江苏当局饬令牙帖税加征十倍，牙商不堪苛累，纷纷伸诉于商会。苏州商务总会呈文抚院，要求酌减数成，遭横蛮拒绝。苏州商会坚持为商请命，于次年联合松江、常州、镇江等二十多个商会禀告商部，吁请按牙户大小分等酌减五成。同时，发动下属各地牙商照此口径具呈说略，由商会代为转呈商部，造成广泛声势。在此情况下，商部通过其所创办的《商务官报》刊布了商会的要求，并照会苏省当局晓以利害（《商务官报》“要批一览表”，1907年第10期。）。迫于上下两方面的压力，苏省当局最后不得不准如商人所请，同意从1907年起仅加征五成。厘金是苛扰商人的一大诟病，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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