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官商合办企业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发生重要变化。清政府摒弃了深为商人所愤恨的“官督商办”，指明凡招商设立各公司，一律“不用官督商办名目，亦不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清朝续文献通考》第126卷，第8861页。）。这说明清统治者本身也意识到“官督商办”的弊端，并力图避免重蹈覆辙。其所颁布的《商律》还进一步明确规定：“附股人不论官之大小……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认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32这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限制了官对商的压抑，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官助商办这种过去很少有过的现象。例如1905年，山东招远金矿入不敷出，矿务局督办“特为详请抚帅，准拨万金，以保华商，而维矿权”（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49页。）。1907年河南中州煤矿公司招股遇阻，藩司拨银20万作为该公司股份，并强调虽然“有官股在内，但仍为商股商办，官长不得侵害商权”（《时报》1907年6月23日。）。在天津，官助商办的企业为数不少。1904年商董宁世福开办天津织染缝纫公司，获官办银钱局拨洋15000元助充股本。同一年，商人宋则久创立天津造胰公司，向银钱局领洋1千元。1907年赵尔萃创办天津机器玻璃厂，直隶官府从茶捐项下拨银5千两，补其招股不足。当时，直隶官商共同致力于兴办现代企业的方针，就是“先用官款以植其基，继招商股以广其业。官任保护，商任经营”（《北洋公牍类纂》第21卷，商务一，第31页。）。类似的情况，表明20世纪初的官商关系确实发生了较大变化。

　　1910年官商联合创办的南洋劝业会，是晚清唯一初具全国规模的商品博览会，也是官商双方在振兴实业基础上的一次更大范围的合作尝试。代表商人出面参与筹备和主持这次盛会者，仍是上海、南京等地的商务总会。光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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