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册，第七七页。）。甚至还发生了年青有为的革命党人钱鼎惨死于会党屠刀之下的憾事。犍为县会党利用职权“寻仇报复，*越货，靡所不至。”（《犍为县志》卷十四，事纪。）凤翔哥老会则烧新式小学、中学堂，“打破玻璃窗，搜烧洋板书”（《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九五页。）。贵州各县“公口盛行，秩序混乱，人心恐怖”（《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四期。）另有一些地方的会党头目胡作非为，鱼肉良懦，苛派钱款，欺压乡民，使地方秩序一天天混乱起来。社会安定对会党来说并非有利，因而他们善于制造事端，这也就失去了人心。再加上他们在武昌起义后地位的变化，内部门户相争，你攻我夺，为害乡里，更为平民所反对。恩格斯说：“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引导和推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五○七页。）辛亥革命中的会党恰好缺少这样的引导者，因而无法克服其破坏性的一面。
但是，以会党为中心的农民的反抗斗争毕竟打乱了农村的封建秩序，促进了各地的光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各地下层群众这样的群起反抗，武昌起义的东风是吹不遍全国的。然而，对推动武昌起义波及全国立有丰功的民众在新政权出现后却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镇压，一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是地主封建士绅。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完全把农民的起义看成是叛乱。谭人凤说：“今共和成立，五族一家，种族之观念已消，而秘密之机关尚在。徒党既众，良莠难齐，目的一差，祸机将烈。禁止则法令难于遍及，听之则不戢必致自焚。载舟复舟，可为深惧。”（《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转见章开沅、刘望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一文。）他这种惧怕民众“复舟”的心理在当时革命党人中具有普遍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利用得到的部分权力大肆镇压民众起事。江西光复时曾对群众起义“利用之以张民气”，新政府建立后，即分而治之，一一驱杀（《南昌纪事》卷十一，兵革。）。湖北军政府对各县的群众起义或派兵镇压，或加以诱捕改编，几乎一网打尽。湖南军政府将宜章农民起义军镇压，将宝庆农民领袖击杀，血洗了澧州的红灯教，杀害了平江农民起义领袖黄镇湘。《民立报》还公开号召地方士绅去镇压民众起事，说什么“凡我绅士皆地方领袖，当尽保卫地方之义务，即当尽保卫地方之责任者也。是时当施何术以保卫之，曰‘组织民团而已矣’！” （《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这足以说明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为了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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