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士绅。

　　这是清末在农村出现的一股新的*势力。它导源于某些地区商业的勃兴和清廷在一九○一年后推行的“新政”。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农村经济的破产，经商致富成为一些地主士绅津津乐道的热门。尤其在东南沿海和经济比较富庶的两湖、四川等地，许多农村中的地主逐渐注重于开店铺、办手工工场，变为地主兼商人的新型人物。以定海县为例，据一九一二年前后的统计，全县人口约十三万人，其中业盐者7％；业渔者18％；业农者26％；业工者9％；业商者15％；其他者25％（《定海县志》食货志第六，方俗志第十六。）。这里从事工商者“趋之若鹜” （《定海县志》食货志第六，方俗志第十六。），占24％，已相当可观。再看广东的大埔县，其商业分四类：专营出口土产者；专营过境转运之业者；专办外地货物销售内地者；专去内地采买货物贩运者。该县商品贸易“除内地产销货物不计外，人口货物总额必在五百万元以上，而出口货物总额却不过二百余万元。”（《大埔县志》卷十，民生志。）虽然进出相差很大，但商品经济还是较发展的。南海县的手工工场也相当发展，据一九○九年所修该县县志统计，仅丝厂就有三十五家，分布于二十二个村庄。该县志称：“从前丝厂，顺德为多，南海次之，新会亦有，约近百家。近数年日更多设，其大厂有用至八九百工人者，大率以四五百居多。”（《南海县志》卷四，舆地志）这些丝厂的经办人显然不同于只经营土地的地主。河北省的高阳县土布发达，全县业布者十分之七，一九一○年有大布商二三十家。有个布商名叫张兴汉，在高阳经营土布二十多年，“足迹遍全国” （《高阳县志》卷五，人物。），虽然他也有土地，但兴趣已倾向于经商了。到二十世纪初年，有些比较闭塞的地区，地主经商也大有人在。象河北宝坻县一九○○年有商铺三九五家，营业额二三八万元（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第四二○页。）。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商会。翻一翻这时的县志，不少都记有商会专栏。远在一八九八年清廷令各省设商务局，一九○二年上海出现了商业会议公所。一九○三年商部成立，鼓励各地设商会。《川沙县志》记云：“清光绪三十年颁行商会章程，凡商务繁盛地方，及通商巨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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