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些“革命”、“光复”、“共和”、“民军”、“政党”之类的新名词，而且在起义过程中加以应用。金华会党头目管伟，曾组织“共进会分部事务所”，并刻有印章，印有入会志愿书，俨然要自己组党（《申报》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衢县农民头目韩石胆发动起义后，“宣传新共和”，并自组军政府（《衢县志》卷九，历代兵事记。）。南通丝鱼港农民聚众抗租，仿光复军组织之，内有总司令、军政部长、财政部长。永州洪江会首领肖壬甲，起义后自称“大总统”。云霄县杨青山起义时“藉革命军名目入县境” （《云霄县志》卷一，大事。）。新昌县周永广起义以革命光复相号召，“张白帜”，发革命布告（《新昌县志》卷七，大事记。）。湖北黄梅县张天霸起义时曾组织过政党，“取名为农林党”，并“粘贴布告，开堂散票”，“农人得入党籍，将来佃人可不交纳租课” （《时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七日。）。南溪县的哥老会也进行过组党活动，该县志记称：“辛亥国变，城乡公口林立，声势赫然，易名为社会党，……于是入流者众。”（《南溪县志》卷四，礼俗下。）香山县张承德起义时“自称都督”。连州龙裔桢起义后也称“民国大都督” （《川鄂大事纲目》，第一○五页。）。在四川，武昌起义后“同志军”最，为吃香，起义民众纷纷借来作旗号，叙永县一九一二年“乱民假同志会名目，四出劫掠” （《叙永县志》卷五，近代兵事。）。在内蒙古的丰镇，则有农民群众自组的“独立队”，显然也是受了各地“光复”、“独立”等口号的影响。至于“民军”的称谓更为农民起事所借用。广东许多县农民揭竿后都“自号民军” （《开平县志》卷二二，前事。）。安徽天长县、含山县以及四川雅州也都有自称民军的农民起义军（见《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十七日。）。江苏、浙江一带就更为普遍，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上海军政府发出通告说：“近有匪徒，手缠白布，冒充民国军式样，在民间假名筹饷”，必须立即制止（《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通告，这表明农民群众借“民军”名义起事者十分广泛。诚然，穷苦农民并不一定理解这些“革命”、“共和”、“政党”、“民军”等名词的内在含义，甚至有的名为共进会，内设“忠义堂”，有的名为革命光复，又以“复科举”为纲领，有的名为民军，还要当皇帝，但这毕竟是农民起义过程中一种新的动向。
这时农民的反抗斗争大都以本地区本县的特定问题而展开，因此具有反抗形式的多样性、组织方式的差异性、没有统一组织的分散自发性，此其特点之二。
武昌起义后，各地农民起事的情况很不相同。有的农民起义是协助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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