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士绅是清末农村中出现的一股值得重视的势力。他们在全国的分布极不平衡，东南沿海多于内地，内地繁闹的集镇多于穷乡僻壤的山村；从一县来看，他们多数盘据于县城或一些水陆交通枢纽的集镇。但是，这些小城镇在农村平面图上是最易闪光的地方，这里的动向往往集中反映了农村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变迁。这些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士绅在人数上虽然不多，但代表着清末农村新的*趋向。他们的特点是：在经济上握有一县的土地、商业；在*上是左右政局的风云人物；在武装上有商团自保；在思想上持旧望新；他们不仅善于在旧统治下谋求新变动，而且巧于在新场面中保持旧事物。在武昌起义后这种千年未有的大变动时期，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动向：

　　（一）不是死命抗拒，而是随机应变。面对武昌起义的革命风暴，一般农村的官吏士绅分三种态度：一种是顽固守旧，拼命抗拒，愚忠清廷；一种是走走看，认为“民心□逆，朝野纷争，上下未有所定，此时欲顺不可，欲拒弗能”（《郫县志》卷二，政绩。）；一种是顺水推舟，积极响应，在革命的口号中借以自保，并扩大权势。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　士绅大都属于第三种。他们对清廷的势将灭亡看得很清楚，对革命风暴的突如其来善于应付，他们不仅活跃异常，而且左右逢源，甚至还积极和过去的反对派拉关系，有人回忆广东东北一个小山村的情况说：武昌起义后，“山村不象过去那样宁静了。……我家也从此不能象往日那样白天做买卖、夜来睡香觉了。爸爸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反过去不理睬李亚昌（本村会党首领）的傲慢态度，亲自上门去打交道，还叫我们见到李称呼‘双日伯’” （《一个山村里的革命风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三六五页。）。开明士绅这种态度的变化只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中心是为了争夺政权。为此，他们大力讨好革命党人，借以装潢门面，争取人心。所以在一些县里出现了革命党人和当地士绅联合夺取政权的情况。四川叙永县是革命党人和议会议长、董事会董事、劝学所所长及一些有名士绅联合光复的；南川县也是这样，光复后的县政府由“邑中绅士及留学生担任” （《南川县志》卷十三，前事。）；乐山“知府李立元随机应变” （《乐山县志》卷一，编年纪事。），光复后与革命党人妥协；眉山县则“团练和同志军合驻城中” （《眉山县志》卷八，兵防志。），共同防卫。江苏、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村都有这种情况。但是，联合的结果总是一个吃掉一个，武昌起义后农村绝大多数的基层政权落到了开明士绅手里。昔日的谘议局议长变为今日的民政长，昔日的商会会长变为今日的财政部长，昔日的商团头目变为今日的军政部长，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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