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农民起义的主力是会党，其革命与破坏的二重性表现极为充分，此其特点之三

　　会党是辛亥革命时期下层群众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这一方面由于其组织分布的广泛，一方面也出于革命党人的联络发动。武昌起义吹响了他们进军的号角，他们迅速由秘密转为公开，按照他们的意志去改造客观的现实，击杀贪官污吏，焚烧洋房教堂，协助革命党人夺权，大力发展会党组织，但又山头林立，互相击杀。尤其在陕西、四川、贵州、湖南的乡镇县城，几乎出现了一个“会党世界”。在泸县“清末哥老会秘密组织，声气额广，入会者始为下流之人。迨辛亥反正，革命党人尝利用之为同志军，于是公开组织，公口林立，一时声势浩大，几有非袍哥不够自存之势，而士族之加入者遂众矣。”（《泸县志》卷三，风俗。）湖南起义后，各县“哥弟会党，风起云涌，招摇过市” （《湘事记》，《辛亥革命》丛刊，第六册，第一五五页。）。贵州各县中的会党“纷纷开公口、立山堂，头打包巾、身穿短打、背插腰刀、额结英雄结子的人，随时可见（《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陕西各地的会党则“办支应，理词讼，直代县官行政”（《从戎纪略》，《辛亥革命》丛刊，第六册，第七八页。）。四川犍为县的会党“自设军政府，任军政、民政、财政各官”（《犍为县志》卷十四，事纪。）会党在武昌起义后不仅为众人侧目，而且握权行事，许多县的光复是靠会党来取得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会党是各地独立光复中的“功臣”。但善于破坏旧世界的人不一定会建设新世界。会党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决定了他们散漫自流、目光短浅、难于掌权。尤其到了二十世纪，传统的农民革命已成过去，会党虽然对*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但他们却有碍革命的深入发展。陕西一些县的政权掌握在哥老会手里，他们“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时，气焰甚张，一日千丈”，民众畏惧（《从戎纪略》，《辛亥革命》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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