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还希望借助民众的力量，武昌起义后清朝一倒他们即讨厌民众起事，和农民群众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不过武昌起义后对农民起事镇压最烈的是封建地主士绅，他们凭藉手中强有力的团练和商团，企图不让农民动弹一步。不少地方的团练武装不仅可以镇压当地小股农民起事，而且可以剿杀数千人的大股农民军。宁夏高士秀的起义军曾经击杀两名清军千总，但败于当地团练的手中。衢县的韩石胆曾在民众支持下握有县政权，并有一支声势不小的农民武装，但最后被当地的团练执而“毙之”。在武昌起义后的农村，农民起事大多被残杀于地主武装团练之手。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农村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这是我们需要考察的第三种势力。
革命派在农村的人数很少，但他们富有知识、头脑敏捷、奋发向上，所以是农村*舞台上最活跃的力量。这批人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资产阶级新学在中国勃起的产物。二十世纪初年，随着经济的变迁，封建的旧学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鄙弃，连清廷都以兴办新式学堂为时髦，一九○五年又废除了科举制度。翻开这时的县志，几乎县县改办新学堂，争派留学生，在“选举”一栏中广列各类学堂和归国留学生的名单（据学部第二次教育统计，一九○八年有学堂47，995所，学生人数1，370，739人。而且这时的留日、留美、留欧学生约有两万人。）。定海县“光绪末年，科举废而学校兴，肄业者遂渐盛，间有留学欧美日本者。”（《定海县志》方俗志第十六。）固安县“光绪庚子乱后，变法维新，以学校代科举，立劝学所以促进学校之成立，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收各村庙产立初级小学堂，授以教科诸书，而学院一变。”（《固安县志》卷二，官制。）华阳县清末“改建学校，专读旁行之书及算数格物以究所谓声光电化者，而圣贤国闻故籍蔑焉，风会所趋以游习海外为上选，白屋寒门乃真有望洋之叹矣。”（《华阳县志》卷十六，人物。）可见学习科目的变更已使一些青年学生离经叛道。而且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也是新思想最易着根的土壤。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国将不国的危难时刻，这批初步具有新知识的热血青年迅速成为反清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先锋，一些小学，师范学堂的教师、学生及个别回乡的留学生秘密开展反清活动，尤其在东南沿海和四川、两湖这些文化较发达的地方，这类人物较多，农村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基本由他们组成。此外，武昌起义后有些革命党人返回故里策划起义，广东、江浙、四川、两湖的军政府还派一些党人赴各县协助光复，这也是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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