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政和县“奉闽军政府传檄而定，四民安堵如故”，其新政权的人员为：知事，李熙，进士；佐治，陈箕□，贡生；帮审，叶开第，法政毕业生；管狱，杨德源，前清职官；警备队长，池兆南，留日学生；奉祀员，陈禄周，贡生；劝业员，张献瑞，贡生（《政和县志》卷十二，职官。）。

　　河南长葛县是和平光复的，新的县政府成员为：知事，漆树人，举人；警务长，陈翊清，警校毕业生；管狱员，吕富文，监狱专科毕业生；民团长由当地士绅担任（《长葛县志》卷八，职官表。）。

　　在这两个县政府中虽然旧的举人、贡生占绝对优势，但都增加了一些留日生和专门学堂毕业生。（有一些县的县知事都由留学生或其他知识分子担任，如一九一二年任湖南醴陵县知事的石润金是日本法政大学的留学生，任浙江新昌县知事的傅顽石是一位学问渊博的中学堂教师，他们都大力提倡改革（参见《醴陵县志》和《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四月六日）。）这些人虽不能称为革命派，但在知识、*见解上有一些新的东西，且在一般情况下易于接受资产阶级的某些主张。就是那些举人、贡生也不都和清朝时的旧人物一样，不少人或多或少了解一点新东西。比如房山县的县知事是一位一九○二年的举人，但他毕业于直隶法政学堂，被派往京师检察厅行走，任过初级检察官和房山候补知县，一九一二年充任县知事后“提倡新政，百废俱举” （《房山县志》卷四，职官。）。这种人物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士绅，各县的实权大部分落入到他们手中。那些顽固维护清廷的封建奴仆很少能在各县继续呆下去。

　　第三，在政策上有某些变更。武昌起义后各县新政权虽然基本上落入地主士绅之手，但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一些县也发布过某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政令。这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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