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鄙劣，笑柄百出” （《平原县志》卷七，*志。）。这种竞选虽未能成功，但和封建社会的委任相比总是进步。伴随着选举的展开，各种会团也频繁出现。在路桥县，“党会盛行，如国民党、共和党、共和促进会、社会党皆树旗帜，设分部。”（《路桥志略》卷五，叙事。）在南溪县，“民国既建，集会结社载在约法，于是放足有天足会，戒奢有崇俭会，基于血统观念者有某氏同宗会，基于地域观念者有旅外同乡会”，另有校友会、自治会、佛教会、道教会、文艺会等（《南溪县志》卷四，礼俗下。）。在泸县，也是会社林立，有砺学会、观摩会、体育会、慈善会等，“集社有同善社、佛学社、医学社、阅报社、讲演社、游艺社。”（《泸县志》卷三，风俗。）民众团体的增多是议会选举推动的结果。所以对武昌起义后各县选举的积极意义应予以一定的肯定。当然，这些选举基本上流于表面的形式，有的甚至丑态百出，有害平民百姓。有的人将选票当成儿戏，一抢几百张，胡乱投票（如一九一二年高邮县选举时，赴会者千余人，发入场券时就乱作一团，有人冒领，有人乱抢，有人借机煽闹，致使选举中断（参见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民立报》有关报道）。）；有的还拿选票倒卖，获利数百元；有的县选举互相打闹，几出人命；有的议员则借选举发了横财。有人讥讽这种情况说：“数日来党人忙个不了为新议员，……初选当选人今年一定大做年，何以知之？特别收入数百元。”（《申报》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君主专制，买卖御史；富豪专制，买卖议员。”（《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四日。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群报》上曾刊登一幅讥讽议会的漫画，题为“地方官议会”，画中一西装革履的官员在指手划脚地发布命令，下边七位议员跪爬在地上唯命恭听，活画出当时没有民主、议会不议、唯长官意志是听的封建官僚*。）这说明一九一二年各县的议会选举大都流于表面形式。但这种形式是武昌起义暴风雨所掀起的民主思潮的产物，是辛亥革命在农村胜利成果的一种反映。
第二，在组织成员上有某些微小的变化。武昌起义后重新建立的县政权在组织成员上大体有四种情况：一为没有革命党人参加的稍作调整的原班人马；一为以革命党人作陪衬而以地主士绅为主角的混合组成； 一为革命党人和当地士绅势均力敌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执政；一为革命党人为主体的新生革命政权。这四种情况虽然在比例上后两种最小，而且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在向不利于革命党人的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短时期里确有革命党人、或者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士绅参与一些政权的情形。特别在革命发展迅猛的广东、两湖、四川、江浙一带甚至出现过革命党人左右一县大权的情形，广东还出现了女同盟会员任议员、充县长（据辛亥老人回忆，广东的黎金庭、郑妙卿、梁绮川、庄汉超女士曾被选为广东省议员，黎金庭一度任宝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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