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购地六十余亩，种桑万有余株，筑蚕室饲蚕”。周德润等人也起而效尤，买地六十亩，种桑八千株，颇有收益（《双流县志》卷二，自治。）。有的县为发展实业还办贸易、建工厂、培植人才，齐河县“设实业局，凡关于提倡劝导者，无不讲求备至，建陈列所，开博览会，立专门学校以造就人才，派出洋专员以考察办法。一言农业，昔之深耕易耨听民自为者，今则设农会以为之指导矣；一言工业，昔之通工易事人自为营者，今则有工厂以为之容纳矣；一言商业，昔之懋迁有无化居无定者，今则立商会以为之联络矣” （《齐河县志》卷十七，实业。）。总的来看，这时的县政府是对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某种鼓励，但不能估计过高。周起渭回忆乐清县农会的真实情况时说；农会设立时，地主士绅“以为农会是管农民的衙门，凡欠租、霸田、交湿谷等案都可由农会处理，对于自己很有利，因此都踊跃参加。届时明伦堂到了五六十人，内中一个农民也没有，除了几个小学教员外，殷户就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事后，农会并没有会址，也没有会牌，更没有事做，不过县署方面，对上级公文有个农会名目而已。两个会长，把办公费平分，每人每月多五元的收入。”农民骂他们是“狗绅士” （《乐清辛亥革命史料》，《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一九四——一九五贞。）。这种现象在各县中占绝大多数。
第四，人们的社会风俗发生了某种变动。
人们的社会风俗反映着经济的发展和*风云的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测量社会变迁的尺度。武昌起义在农村影响所及，不仅更换了各级政权的门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一些社会习俗。封建迷 信缠绕着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人的头脑，辛亥革命对此有所触动。 商河县“民国以来破除迷信么说时时讲演，祭神之风稍减”。醴陵县“自民国以来，风俗易变，香烛销场逐年减少”。临汾县在辛亥革命后废各种跪拜礼，大力提倡“破除迷信”。永泰县还规定“前清祀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徐水县在武昌起义后“废跪拜之礼，而行一鞠躬及三鞠躬之礼”。宁乡县“废三跪九叩为四拜”，“崇圣祠改二跪六叩为四拜”。建瓯县乡民在辛亥革命后“有用新丧礼者，吊丧之人行脱帽三鞠躬礼”。（以上引文见《商河县志》卷一，舆地志；《醴陵县志》卷六，食货志；《临汾县志》卷二，礼俗；《永泰县志》卷七，礼俗志；《徐水县新志》卷六，礼俗；《宁乡县志》卷二七，祀典；《建瓯县志》卷十九，礼俗。）这种变化虽不是带根本性的，但已经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惊恐。莱芜县志的作者是一位封建遗老，他攻击辛亥革命使“中国数千年之礼俗教治而事于所谓平等自由之说，倡于海滨，蔓延于二十二行省之通邑大都，而风俗遂至于不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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