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是真正倒向革命，而是纠集封建势力稳定社会秩序。武昌起义不仅打乱了农村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中断了那些开明士绅一手抓土地、一手做买卖向“百万富翁”爬的迷梦。因此，稳定社会秩序，立即扑灭人民群众的革命烈火，是他们在武昌起义后第一个*要求，在这点上开明士绅和最顽固的封建势力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武昌起义后农村出现了商团和地主团练联合的趋向。例如巴县的士绅即认为：“各地盗匪窃发，不练无以资抵御”，于是“商会谋办商团自卫，士绅亦倡办民团保治安。”（《巴县志》卷二二，蜀军革命始末。）新繁县的同志军变为地主武装“保安营，驻防县境。”（《新繁县志》卷三三，事纪。）河南的地主商绅曾组织了“爱国公会” （《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集资办团练，购*，血洗民众起事。所以武昌起义后农村的阶级大搏斗主要在这种地主武装和广大农民群众之间展开，而那些谘议局内的开明士绅即变为指挥地主武装的头面人物。但使他们最伤脑筋的是不断发生的农民群众起事。这些农民群众就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武昌起义后农村的第二种势力。

　　武昌起义给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群众以巨大的鼓舞，他们纷纷起来击杀压迫他们的仇敌。他们说：“大人物在大地方革命，我们这些小人物也不应坐着等待”（《浮山的洪汉军》，《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一七九页。）。于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农民起事接连不断。许多县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

　　“辛亥清鼎初革，人心浮动，盗贼蜂起。”——《醴陵县志》。

　　民国元年，“时方乱后，盗贼公行。”——《灌县志》。

　　“宣统三年，武汉事起，兵衅既开，强者响应，黠者揭竿，……攻掠寨堡，不可胜计。”——《临颖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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