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等等，有关“盗匪蜂起”的记述不绝于书。当时的报纸，也有大量这方面的报道。《申报》报道说：近来“帮匪横行，抢劫频繁”（《申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民立报》称湖南“地方不靖”，“时有匪乱”；称江苏、安徽、河南民众举事“动至百起”，“此拿彼窜，飘忽无常”；称山东“遍地荆棘”（参见《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三日。）《时报》记述松江情况说：“开仓征租，而各乡民均联合抗拒。”（《时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冯国璋讲当时的湖北“遍地皆匪，饥民逃勇应之，商民亦应之，大半此起彼伏。”（见军机处电报档：《冯国璋电》。）时人记述陕西、四川的情况说：陕西光复后，“省外各属土匪，亦乘机而起，西安之同官耀州，商州之商南雒南，同州之泉蒲城，汉中之城固洋县，凤翔之宝鸡岐山，□州之宜君，榆林之榆林神木，贼氛蜂起。甘肃土匪，亦据泾州、兰州，与陕匪遥为声援。”四川光复后，“川东匪首吴二大王、罗八千岁等，拥众数万”，双流县民众数百人“围攻县城”，“富顺之石灰溪一带，有同志团招集二千余人，竖旗起事”，“江津、合州、铜梁、大足之间，亦往往啸聚山泽。”（《川鄂大事纲目》，第九八、一○七页。）据初步统计，武昌起义至一九一二年底，较大的群众起事有一五○多次。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各地革命党人的斗争已经接近尾声，但农村的群众起事却出现新的高潮。地主绅士们哀叹：“香烬灯残眠不得，晓窗无赖又啼莺。”（《相县小志》卷六，集诗。）“大家挈眷赴春申，权作桃源可避秦，亦有举家匿山岙，林深菁密可藏身。”（《鄞县通志》文献第四。）可见农民的反抗打乱了原有的封建秩序，他们在武昌起义后已成为农村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并直接影响着时局的转向。

　　值得探讨的是，这时群众的反抗斗争有什么特点？他们又起了怎样的作用？

　　这时农民的反抗斗争虽然基本是武昌起义前旧式农民起义的再现，但却注入了民主共和的一些新的内容，此其特点之一。

　　武昌起义后各地独立光复的过程也是民主共和观念广泛传播的过程。贫苦农民很快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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