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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所武昌起义后的农村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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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3: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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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设总会，商务稍简地方，则设分会。”（《川沙县志》卷五，实业志。）一九○六年川沙县、高阳县、太谷县等都成立了商会。这些商会“结团体，祛壅闭，广知识，改良土货，整顿市风，并一切排难解纷，俾商务发达为宗旨。”（《川沙县志》卷五，实业志。）嘉兴县的商会还附设士商体育会，并在“北门外毓秀学堂附设商业夜课，学额六十名，专收商界中人。”（转引自《最近五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第一五八页。）高阳县的商会“创设商业夜校，以各商家学徒为学生”，几年后发展为商业学校（《高阳县志》卷二，实业。）。这表明商业的发展使这些开明士绅产生了对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而且他们在*上也有了新的向往。他们在封建伦理之外又学会了诸如“商品”、“议院”、“议会”、“民权”、“自治”等新名词，并对之发生了某些兴趣。特别是一九○五年清廷废科举后，各县“废书院而改建学堂” （《定县志》卷三，学校。），并设立劝学所（据宣统元年《学部第三次教育统计》，全国共设劝学所1，588个，参加劝学所主持工作的士绅达12，066人，已有一定的*影响。），宣讲某些新学问，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开始冲入沉闷闭塞的乡村。清廷宣布实行“立宪”后，这些农村的开明士绅颇为卖劲，象河北各县还纷纷派人“赴天津自治研究所习法政、宪法及自治章程。”（《南皮县志》卷五，自治。）静海县的代表回去后，成立自治研究所。“所长一人，讲员二人，学员数十名，课程为法学通论、刑法、*学、户籍法、警察行政选举法、财政学、国际法等，六个月卒业，前后卒业两班”（《静海县志》亥集，政事部。）。一九○九年各县基本上都建立了谘议局，这些开明士绅毫不例外地充当议长、议员。如果说清末在城市中出现了一个立宪派，那么这些开明士绅则是农村中的“立宪派”。他们的资本主义色彩远不及城市立宪派那样浓厚，他们对立宪的*要求更不及城市立宪派那样强烈。但他们在某一特定地方的权势则比城市中的立宪派大得多。这些开明士绅不仅威震一方，而且拥有武装。许多县的商会都拥有商团，仅鄞县即有“商团八处，以保护市井，捍卫闾里为宗旨，日则操练，夜则巡防。”士绅称赞这些商团说：“商界诸君多热血，捍卫城乡团体结。肩负快枪腰悬刀，雄威赳赳尽人杰。”（《鄞县通志》文献第四。）宝山县先办民团，后改商团，“以资防卫”（《宝山县续志》卷九，团防。）。嘉定县也将过去的保甲团练和商团联合起来，守卫乡里。广东佛山一带商团林立，总团下设二十个分团，并和团练联纺，“乡团自保其乡，商团自保其市”（《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乡事。）。东北的安东也有强大的商团，该县志记称：“商团于前清宣统二年二月呈请东三省总督锡饬发*，由在会工商各号抽丁，切实操练，寓兵于商，有事则守望相助，无事则各勤职业。”（《安东县志》卷六，商业。）四川巴县有商团“保治安”，山西新绛县靠商团护市面。商团已经变为这些开明士绅维护其经济*利益的得力工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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