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试行、推广区种法。曾沂有感于当时灾荒频仍，救不胜救的状况，觉得“荀为民备、曷若使民自备”？[11]“欲民之畜，莫如若善稼，稼之所由善，莫如行区田”[12]。区种法，最早见于《汜胜之书》，此后重要的农书多有记载，但由于其费功太多而一直未能推广。曾沂感到：当时吴中之地一年两熟，多种春花，但由于种春麦不得法和地不相宜，收获甚微还延误了春耕肥田，如果行区种之法，深耕培苗，有利于抗灾，可以熟少而收多[13]。故建庄后就致力于区种法的推广。道光八年(1828)，“试种于娄郊”。第二年，又由庄属潘升在葑门外择田“再试再验”[14]。此外，据其年谱记载，义庄还于道光十四年和二十八年两次分别于尧峰山下和尹山试行区种。为此，曾沂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课农区种之年，常亲赴农田督种，“自春至秋，往返数十次”[15]。为了方便佃农试行，他用十分通俗易懂的文体写成了《诱种粮歌》、《课农区种法》、《课农区种法直讲三十二条》等著作以贻佃农[16]，并“刊版流传他处”[17]。同时，利用自己的地位，调动多方面的力量给予支持。请求知府对首先佃种区田的查继昌等四名佃农亲予奖赏并示谕推广。又于道光十四年联合同道，创立“丰豫庄课耕会”，“凡若干人，平日皆有信实之行，相与成此根柢”[18]。使得义庄的课农区种一时成为地方盛事。林则徐赴任江苏巡抚后，尝题诗劝民区种：“此术尔不信，但看丰豫庄，中稻熟，千牛驮。”[19]并“颁教趋民务种早稻”[20]。

    义庄的这一举措，一方面表现了经营者的农本主义思想，即把发展农业生产当作社会救济的根本手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清代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行为，已不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慈善举措上，开始深入到生产经营领域，希望通过推广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达到“使民自备”的目的。相对于单纯的施赈，这显然是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救济手段。

    4.拟建义塾。曾沂认为当时民生日蹙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无耻且惰”，“常年亦歉，灾年亦歉；歉年亦穷，丰年亦穷。至于如此，非惰农自安，更何咎哉？”而欲改变现状，要在教化，“不再使其子若孙习惯也”。故劝官府设立村塾，认为“村塾不立，则佃农之恶习有过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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