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惰，农自安，莫甚于今日矣。不乐耕种而事兼逐末，为厌农之勤苦而喜逐末之闲散也。酒坊茶肆日甚一日，自朝至暮，聚谈*，游荡无归，遂成风俗。

    今日苏松之民愈穷愈惰，愈惰愈穷，以田产为累人，以耕田为苦事。……田价日贱，民生日匮[44]。

    诸如此类的议论，固然是他们囿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而产生的，但他们的描述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贫民队伍在不断扩大这样一个事实。这可能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清代中期以来，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呈下降之趋势。道光初，曾沂曾感叹说，近三十年来，“物力远不如前，闾里小儿饱嚼一硬饼且不易，安有余钱作嬉戏事耶？”[45]二是民间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苏州是当时全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逐末”之风盛行，浮民日多，无疑会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一部分依靠自己的*地位或才干等发财致富，更多的人则沦为家鲜盖藏的贫民。此外，道光以后，江南灾歉频仍，益使民生惟艰。据洪焕椿不完全统计，道光元年至五年，仅苏州府城附近就发生灾荒四次[46]。林则徐到抚江苏不久，也发现：“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见拮据。”[47]而且由于苏州历来为富庶之地，每每有江北等灾民前来就食。所有这些，都对当时苏州的社会救济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然而，国家的救荒能力自乾隆以后呈下降之势，到道光时，国家荒政已“殆于衰亡”[48]。其救荒的政策重心也由直接救济而转变为劝绅民捐输。

    这样，社会救济的重任就势所必然地落到了当地绅富头上。而苏州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该地经济发达，人文蔚兴，科第昌盛，乡宦富豪云集，据民国《吴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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