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收养弃婴。针对当时的溺婴之风，曾沂深以为忧，认为诸善举以济溺婴“最急也”。而要济溺，“以收养为最，收养必得经费”[23]。有感于此，他于道光十年为吴中新设济育局捐钱[24]。次年，于门外发现一弃婴，便收养之。“续来者甚众，皆悉心区置，或雇妪乳养，或寄育邻家，俾得生长*，始终不倦”。曾沂以丰豫义庄为后盾的“诸善举”还有兴水利、馈医药、凿义井等[25]。

    关于义庄的运营状况，由于无法从文献中得悉义庄章程的详细内容，因而只能从时人相关记载中略知一鳞半爪。《丰豫庄本书》中录有道光八年和九年丰豫庄属潘升给苏州知府的呈文，从中可知义庄的义田是招佃租种的，日常管理由庄属潘升执行，并设仓积贮租谷。全部收入“专备里中荒年平粜以及诸善举之用”。义庄所行的平粜之法，则从其友人彭蕴章的介绍中可略知一二。蕴章的从祖绍升尝举粜，“就所居仁一图之籴米为炊者先期给票，按家口多寡，一升至三升而止，其值较市减钱十文。邻人日持票籴米，门外收钱，门内发米，于票上印日期为记。”后经蕴章本人实践，认为此法最善。并称“后潘功甫建义仓，予以此语之，行亦无弊”[26]。曾沂的年谱中也提到以票据之法给城中极贫者发钱的事，大致可知这一方法曾为义庄所用。

    就文献所及，丰豫义庄的影响仅发生在曾沂在世之日，而且总是与其个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至其谢世，就几乎湮没不闻了。关于它的下落，根据零星的史料和情理推测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由曾沂后代继续经营；第二、罢义庄，田产收归己有；第三、捐给更大规模的社会救济机构；第四、义庄败落。冯桂芬在曾沂死后为他的文集作序时曾言，其子仪凤有乃父乐善好施之遗风[27]，因此可知第二种可能性不大，况且作为豪门望族，一般也丢不起这份脸面。对于第三种可能，当时最有可能归并的机构当为丰备义仓，一者这两个机构功能相近；二者丰备义仓是晚清规模和影响最大的社会救济机构，田产达万余亩[28]；三者曾沂的族兄潘遵祁曾负责经营义仓。但我们却在内容详备的《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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