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东西方学者的努力，有力推进了学术界对19世纪中国乡村基层行政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清代后期的地方治安网络及税收制度，各地差异较大。即便在直隶一省之内，亦是如此。以京津一线以北的冀东地区为例，当地历史上天灾频仍，土地贫瘠，农作物收成低，村庄组织松散。而保定以南，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冀中南地区，位处山麓平原，长期以来井灌发达，旱涝之灾远少于冀东。这里经济作物（尤其棉花）种植普遍，农业生产率较高。由于居民生活相对稳定和长期生息繁衍，单姓或只有一两个大姓的村落分布普遍，村庄组织紧密，村民凝聚力强。此一自然及人文生态上的差异，必然反映到基层社会控制组织上。如何理解在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态及权力结构中所孕育的村社内部组织结构、不成文的惯例与准则，以及由此所显现的国家与乡村关系之地区性差异，将是我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再者，我们至今仍不甚清楚，晚清以来，国家权力是如何渗透到乡村一级，与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和利益结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扎根当地的政府控制机制。早先的研究，主要依靠官方文献，因此只能提供清代以来地方治安和征税制度历史沿革的概貌，而无法描绘这些制度在村庄内部的实际运作情形。有关冀东乡保的新近研究，在资料及研究深度上，比从前均有突破。但乡保本身是一个管辖多达20来个村的半官方人员，在单个的村庄中，其影响力十分有限。而我们目前对乡保的了解，仍只限于地方显要的保举过程，乡保的身份背景，及其在地方上的大致职能。至于基层行政及税收制度在村庄内部的实际运作情形，包括半官方人员的具体产生过程，此类人物在村社中的实际角色，以及村民交纳税款的具体办法及其有效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最后，尤当注意的是，目前我们对1900年后地方行政及税收的了解，并不比19世纪或此前的情况更加清楚。清末民初的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