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江太新《清代获鹿县人口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2期）。）），但无法了解乡地制的起源和流变。冀中南地区的地方志书显示，乡地制在当地的兴起，跟清代前期里甲制的衰落有关。当地每个县通常只有12至18个里或社（有别于里甲制下每里10户，每甲110户的官方规定）（注：参见同治《灵寿县志》卷1，16页；同治《栾城县志》卷2，4页；光绪《续修井陉县志》卷9。）。获鹿县在明初有14个里，到16世纪增至18个（注：嘉靖《获鹿县志》（上海书店重印本，1990年），539-540页。）。清初改里为社，全县仍为18社。每社所辖村庄，少则二三个，多者达24个。每个社设有里长，负责统催本社各户地丁粮银，并协助官府定期编审丁册（注：光绪《获鹿县志》（获鹿县志办重印本，1985年），70页。）。雍正四年(1726)清廷推行“摊丁入亩”，并停止编册。后又令民间在纳税时“自封投柜”，不再靠里长催交粮银。里长由此失去原先的基本职能，里甲制形同虚设，或干脆被革除。
自封投柜的顺利运转，端赖官府对民间的有效控制，因为自愿赴柜并按时交清粮银的，毕竟只属少数。清初除服务于税收的里甲制外，还有一套与之并行的、用以强化社会治安的保甲制。里甲制衰落后，官府不得不转而依靠保甲人员督催花户赴柜纳粮。但是，保甲制本身就总体而言，从一开始即因地方官府推行不力而鲜有实效，及至18、19世纪更是有名无实。自封投柜的理想制度，因缺乏有效的监管，很难照章推行。各地实际采行的，多为种种变通做法。其中最流行的，在江南为绅户之包揽（注：参见Yeh-chien Wang,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Kathryn Bernhardt,Rent,Taxes,and Peasant Resistances:The Lower YangziRegion,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山本英史《清初に於ける包揽の展开》，《东洋学报》59卷（1977年）1-2期。）。在其他地区，尤其华北，要算包收制（注：参见江士杰《里甲制度考略》（商务印书馆，1944年），60-66页；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281-283页。）。包收人员多为里甲制衰落后负责管理地方粮银催收的里书（或称社书，冀中南各县，每社通常有一个至数个社书不等）。此等人员，因掌管由土地买卖而引起的粮银催收，并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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