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权，透过创设村政府及警察制度，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这些措施在基层乡村究竟收到多大成效？新设的一套控制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旧的做法？此类问题，迄今尚未见有基于可靠的实证研究而做出的令人满意的回答。由于各地社会条件千差万别，新的制度、措施的实施程度，当然会因地而异。因此，我们在了解20世纪地方*生态因国家渗透而产生的变化时，宜避免大而化之的简单化描述。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展开一系列可反映地区性差异的、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方可形成一个有关基层乡村社会*变迁的较完整的图像。
本文研究的对象，系位于冀中南山麓平原的获鹿县。焦点放在当地最基层的半官方职能人员乡地身上。不同于管辖多达20来个村的冀东宝坻的乡保，获鹿的乡地，无一例外地设于村一级，或者村下面的牌一级。我们将会看到，两地的乡保、乡地，无论在选任方式、职责范围、在村社中的角色，还是1900年后在国家权力进一步向下渗透过程中所面临的处境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别。本文将强调，这些差别，源自冀中南与冀东两地自然人文环境上的差异，同时也体现了两种不同形态的国家与村社之间的关系。为揭示此一主题，我们将集中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乡地的起源与选任，乡地在税收及地方买卖中的角色，以及20世纪早期乡地与新式村政权之间的关系。至于1928年后发生的从乡地制过渡到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乡镇自治”问题，笔者拟另撰专文，加以论述。
此篇研究所引资料，主要系获鹿自清末以来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县衙门档案，内容集中于与乡地一职相关的各类纠纷上。仔细分析这些直接来自村民之手的原始材料，将会看到村社内部权力机制及税收制度之日常运作的真实面貌，并得以观察20世纪早期基层新旧制度更张过程中，国家权力向村庄扩张的实际效果，以及村社内生制度、惯例在此一过程中所发生的演变与沿革。 二 乡地的起源、轮任及相关村规
现存的获鹿衙门档案，在时间跨度上主要集中于光绪以后至抗战之前。光绪以前的档案，主要为审册及烟户册之类，从中可窥知乡村人口变化及土地占有的一些情况（国内学者对此已有专门研究（注：参见史志宏《从获鹿县审册看清代前期的土地集中和摊丁入地改革》（《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1期）；潘哲、唐世儒《获鹿县编审册初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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