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由国家所控制的旧的漕粮运输体系，对于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的平衡，保障首都地区的粮食供应，维护国家统治秩序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带动了南北商品的交流和运河沿线商业城市的发展与繁荣。然而，漕运制度毕竟是以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耗费为代价的。“为维持漕粮河运，修治运道、设置专官、修造漕船、安置挽运旗丁、设置屯田等事，是一笔极大的开支”（注：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457页。）。再加上漕务官员与催征胥吏的中饱盘剥，大大加重了粮户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漕粮征收和挽运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漕粮改行以海运为主之后，积弊有所减轻。“但没有维持多久，伴随吏治腐败，贪索之风复起。盖改行海运，还要经过州县征收和内河拨运，州县征米贮仓有修仓、搭篷、纸张、油烛等费，内河拨运有水脚、交兑夫船耗米等费，有兑米夫役上海守候之费，而浙江嘉兴、湖州两府额征白粮各项开支名目尤为繁多。改行海运之后虽然减少了津贴运丁的帮费，但与漕粮有关的各衙门陋规，征收过程中大小户的差别等，一仍旧贯”（注：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473页。）。种种弊端，不一而足。伴随着现代化海、陆运输工具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有浓厚超经济强制色彩的旧的漕粮运输体系不得不宣告终结。这是中国粮食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从此，京、津的粮食供应全面步入了市场化的轨道。

    清末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以后，京、津的粮食供应由国家控制全部转变为依靠市场调节，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天津为中心的、包括北京市和华北平原北部一些地区在内的新的粮食供应体系。在这个新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天津的粮食批发市场。它主要由在斗局基础上形成的大米庄所控制。大米庄的组织形式是财东监督下的经理制；用人制度采用合同雇工制，任人唯贤，从经理到一般店员，都要精通粮食批发业务；融资方式，采用股份制经营，并争取银行的资金支持；经营方式以批发业务为主，薄利多销，并采用期货交易，以有利于盘活资金，保障供应；运销方式上，尽量采用轮船和火车等现代化的水陆交通工具，尽可能地增加粮食购销的数量，扩大营运的范围：北至长春，南到香港，并与经营洋米、洋面的洋行也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注：参见朱汕洲：《天津粮食批发商业百年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75～84页。）。由于大米庄是运用近代企业制度、通过价值规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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