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运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戴鞍钢的《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注：《齐鲁学刊》1988年4期。）、吴琦的《清代漕粮在京城的社会功用》（注：《中国农史》1992年2期。）、张照东的《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注：《清史研究》1992年3期。）、周祚绍的《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注：《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1期。）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分析了清代漕运制度的演变及其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然而，对漕粮制度废止以后，京、津粮食供应渠道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反映的问题，研究论著并不多。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末至民国京、津粮食供应渠道变化的考察，来探明国家放弃对粮食供应的控制以后，市场是如何对粮食供需进行调节的。在此基础上，探寻两种不同粮食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北京与天津两大都市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华北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定位问题。
一、清末京、津的粮食供应与漕运制度的颓废
在漕粮制度完全废止以前，北京、天津的粮食，主要有两个供应渠道，一是由国家所控制的官粮系统，一是由市场来自发调节的民粮系统。北京的官粮，即供应京城皇室、满汉官吏、八旗兵丁及其家属、工匠等非农业人口的漕粮。它是清政府在地丁银之外、无偿地向江、浙、皖、赣、湘、鄂、豫、鲁各省农民征收的一项实物性田赋，由运河或沿海经天津水运到京仓或通州仓。漕粮的种类，以大米和小麦为主，另外，还有小米和豆类等等。民粮即供应一般市民和流动人口的粮食。它是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有偿地向平民百姓提供的。清末以前，北京城的粮食，主要依靠国家所控制的官粮系统来供应，市场自发调节的民粮系统不占主要地位。换句话说，因为有巨额漕粮的接济，京城民粮系统的压力还不算大。据记载，漕粮除发放给上述非农业人口作为禄米、甲米外，有时也拿出来平抑京师的粮价，赈济贫民，以缓解首都的粮食危机，稳定社会与经济秩序。而京师的一些官吏和八旗兵丁，有时也将多余的俸米和甲米转卖给粮商，再供应到市场上去。此外，清中期以后，政府还常常采取由国家出资到各地采购粮食、鼓励商人贩粮至京、提拔地方积谷等办法，来保障京城的粮食供应（注：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三章《漕粮的财政及赈恤功能》。）。这样一来，民粮系统在北京整个粮食供应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占主要地位了。京城的民粮供应系统，是以大大小小的粮栈、米面店等为依托，由粮商把周围农村的小麦、杂粮用车拉、船载、肩挑等方式购置进来，加工后再转销给各类消费者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