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自清代前期开始，就成为了京畿的门户和漕粮的转运枢纽；进入近代以后，又发展为洋务运动的中心与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随着*、军事和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天津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粮食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天津所能截留充饷的漕粮并不多，因此，由市场来自发调节的民粮系统一开始就充当了当地粮食供应的主角。正是因为如此，天津粮食市场的发育，就比北京要完善得多。大约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天津已初步形成了三大粮食市场。一是集结南运河沿岸粮食的西集，一是集结大清河、子牙河等西河沿岸粮食的北集，一是集结北运河沿岸粮食的丁字沽。这三大粮市上的粮食，主要由粮贩子通过经纪人从海河五大支流沿岸的集市上收集而来，再经零售商对粮食磨制、加工后，转销给各类用户。1885年以后，天津的粮食购销机构发展得更加完善，出现了集粮食采购、运输、存储于一体的斗局。斗局所采购的粮食，不仅遍及了五大支流沿岸，而且还包括了海帆船从辽东等地收购而来的杂粮（注：朱汕洲：《天津粮食批发商业百年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71页。），业务范围越来越大。

    随着黄河改道造成的运河淤废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南方各省的漕粮被迫改折银两征收。漕粮改用海运后，漕运固有的各种积弊又纷至沓来。而天津与上海等地间中、外各类轮船的频繁往来和以京、津为中心的北方铁路网的形成（注：1905年，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通车；1907年，北京至奉天的京奉铁路、正定至太原的正太铁路、河南道口至清化的道清铁路均全线通车；1909年，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通车；1912年，天津至浦口的津浦铁路通车。此后，京张铁路又继续向西延展，1920年拓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1923年又拓至包头并通车。），又为广大地区之间巨额商品粮的运输，提供了必要的和便捷的现代化水、陆交通工具，促进了粮食流通的繁荣，也为清政府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漕粮运输中解脱出来，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行性方案，即无论官粮、民粮，一律向市场求购。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江、浙、鲁三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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