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间。合渠机构中没有任何官方人员，选举时，虽然其所举充人员的名单要到官府备案，但在其他环节中，合渠绅耆会议所起的作用更大。组织经费的来源与官方毫无干系，所有经费由合渠自筹，虽然偶有上级官员募捐，但毕竟是微乎其微的。从组织的管理制度来看，常态下的管理与官方没有关系，即使违犯渠例，但情节轻微时，也由组织自行处理，只有当情节较为严重时，才会“送官”。从合渠的章程——《重修》来看，其督修者、协修者、写序者均系官员，其中的协修者还是3县18村的本籍人士，具体缮写工作则由合渠绅耆完成；在内容上，附录中除有水案卷宗以及沿革碑刻外，还有传记，被立传者大都是为合渠做过贡献的官员；在文字表达上，“准合渠禀官责革”，“准将渠长科罚”则明显带有官方口吻。可见，水利组织并非完全的独立与自治，其中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上级官方的成分。
其次，合渠组织与乡村管理机构—保甲制之间。我们发现，合渠组织把各村甲首纳入了自己的管理系统，与各村沟首处于平行地位，它须接受正副渠长的约束，否则同样会被渠长“禀案革退”。但是，《重修》并未对甲首的津贴作出任何规定，说明其津贴仍来源于保甲系统。可以说，甲首除需完成其本职工作外，还要兼及合渠事务，具有双重身份。
因此，合渠组织作为一个地缘因素突出的地方实体，在常态下是自行运转的。它无需其他任何力量的介入，并且“本能的拒斥外来力量的介入”，它具有乡村权力网络的特征，即“浑然天成的自治体系”。[3]但它在封建专制集权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有所让步，即通过对重大事宜向官府的禀报，与官方建立起某种联系与默契，而使双方相互受益。一方面，合渠组织可以“利用官府的正统地位和权威，作为其行使权力的基础”，[1](P271)确保其组织自身和渠务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官府也利用合渠绅耆以及渠长对乡里的熟知以及在民众中的威信，对乡里社会进行控制、管理与教化，而且巧妙地把保甲制中的“甲首”归入合渠组织，从最基层向乡里组织悄悄地渗透。由此我们认为，通利渠水利组织是带有官方影子的民间自治组织，其运行状态是封建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系统相互妥协与利用的表现，自治占据主流。其管理下的通利渠是经官方认可的，由合渠自行出资、兴工、运转，合渠民众自身受益的民间性水利设施。
五、结论与余论
传统社会把国势的兴盛寄托于“好人政府”，地方组织中也同样如此。人们对制度本身的思考往往只停留在表层，而很少能触及根本。清朝末年，伴随着封建帝国政体的行将就灭与苟延残喘，地方社会的水利灌溉系统亦做出重大调整，即欲通过对水利章程的修订，使已发生紊乱的灌溉秩序得以恢复。从《重修》完备的内容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这种期待的用心良苦。然而“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终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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