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强占私田为官田。政府将百姓、官僚的私田，通过诸种手段占为官田。手法之一是“刮田”，即政府以清查官田、荒地为名，把私刚搜刮为官田，如金朝大定间刮地，见到“皇后庄”、“太子务”的名称，就认定那个地方是官地，百姓有土地凭证，也无效应[25]。所谓“牧地荒地”，“其实多民地耳”。或者对无田契的农民进行剥夺，如北宋杨戬“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辗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26]。本是私田，只因失去田契，被抑勒为官佃，丧失了自己的田地。二是廉价强买，实际同于强夺。如南宋贾似道的“买公田”，“浙西田亩有直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敷稍多，予银绢；又多，予度牒、告身”[27]。仅给原值的几十分之一，有时还拿废纸告身来顶替，政府认为这种强占有理，因为田地最高所有权是她所有。三是因奸民投献，而以民田为官田。元人吴某某伪称有宋高宗吴皇后遗留的汤沐邑，献给国家，其实“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28]。牵连到几十万户之众，朝廷并不顾恤，不就是皇帝有最高所有权吗。

    (丁)实行垦荒和禁止抛荒政策。国君在特定的情形下，允许农民开垦国有地和荒田、无主地、有主而抛荒地，一定时间后就成为他们的私产。不少王朝实行过垦荒政策，而以明朝初年规模最大，影响的农民最多。仅据《明史·食货志》的记録就有以下数起：洪武朝迁徙太湖区的苏、松、嘉、湖、杭五府的“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迁移北平山后百姓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其中一部分人收入军籍，而属于民籍的则给田地。又徙江南民十四万于风阳。对晋东南的泽、潞等州农民多次进行迁徙，始则迁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到了永乐朝，将“太原、平阳、泽、路、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29]。移民小也有有田人被发遣的，但多数人是少地无地农民，被政府有组织地迁徙，领受耕地，以至牛种，从事耕作，数年后纳粮当差，耕地也归个人所有。垦荒政策的实行，除官田外，把荒旧乃至有主荒地也进行分配，实质上将一部分农民私田用政府的力量转化为另一部分农民的私田，表明国家对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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